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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中秋假期前夕，崇州市街子古镇又将新增一处“跟着课本去旅游”的打卡地——全新升级改造完成的华阳国志馆将在9月28日正式开放。

　　全新亮相的华阳国志馆，是崇州市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在成都市博物馆的指导下，将原有的华阳国志馆馆藏资源升级，场馆由空间相对紧张的江城街，扩展至占地面积超2000平方米的新址朝阳街。

　　来到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集王羲之的字而成的“华阳国志馆”匾额，两侧的一副楹联——“如鉴如衡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师”，为崇州当代地方志专家张伯龄所撰，生动地刻画出了《华阳国志》的作者、被誉为“方志鼻祖”的东晋江原县（今崇州）人常璩的史学胸怀和作品价值。

　　馆内陈列从“禹贡梁州艺术沙盘”起步，清晰地勾勒出“华阳”的地理渊源——华山之南、汉水之北的梁州故地，正是常璩笔下的记述范围。

　　该馆第一单元“地称天府”，以展板陈设、多媒体技术、艺术装置等多种手段，回溯了成都平原自宝墩文化至繁华秦汉的文明演进道路，瞬间将记者带入了成都平原灿烂的古蜀文明现场。

　　第二单元则聚焦于“史学巨擘”常璩（约生于公元291年，去世于公元361年）的家族、生平与修书之始末。其中“江左修书”情景设计，生动再现了常璩编纂《华阳国志》的历史场景，令人动容。

　　待到第三单元“垂范千古”，场馆突出展示了《华阳国志》的丰饶内容、体例创新与思想价值。全书12卷11万字，合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身。可贵的是，常璩第一次在史书上为普通妇女立传。

　　“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乃强如此盛赞《华阳国志》的历史意义。

　　一部华阳志，千年巴蜀史。欲了解巴蜀历史，“不读《华阳国志》，就等于盲人摸象。”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华阳国志馆这样的地方文献史料馆，对我们了解整个巴蜀文化的起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百姓习俗，甚至方言历史，都是非常有益的。它是巴蜀文化传承的一个综合体，更有望成为崇州市的一个旅游名片、文化名片，了解巴蜀文化、天府文化的一个窗口。”

　　据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白江区城厢古城开展了近一年考古发掘工作，在该遗址先后清理出各类遗迹100余处，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

　　这是国内首次完整揭示出汉代城墙、壕沟与包砖“三位一体”结构的城址，这一发现，将城厢古城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700多年，也确认了汉代新都县城是在现在的城厢古城。

　　根据此前报道，2021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建项目建设，在青白江区城厢天府文化古镇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意外发现了有着“新都城”铭文的城墙包砖。

　　经过大半年的深入发掘，考古人员在该遗址的9个地层里，先后清理出各类遗迹100余处，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至上世纪早期。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都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介绍，该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遗迹仅发现有灰沟，出土遗物有夹砂红陶的鼎足、圜底罐、陶釜、矮圈足豆、瓮等。

　　而在西汉至三国时期的土层里，便发现了城墙、壕沟、房址、窑址、窑炉、灰坑、灰沟和城市排水系统。

　　其中，城墙自下而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下部为早期城墙，修建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上部为晚期城墙，修建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

　　据介绍，汉代的四川，是当时最早在城墙上使用包砖的。而新都城则是迄今四川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把城墙、壕沟和包砖结合在一起的城址，让这处遗址有了更高的考古学价值。

　　正是这批有着“新都城”铭文的城墙砖，以实物证据明确了城厢镇在西汉至三国时期为“新都城”所在地，将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置白牟县）的城厢镇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让城厢从一座千年古镇，跃升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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